伊朗，不可预测的古国

冷战时期公认的第一场危机，不是在欧洲，而是在伊朗。即使冷战结束，布热津斯基仍向美国警告道：“最大的潜在危险，是中国与俄罗斯或许还有伊朗结成大联盟。结成这种‘反霸’联盟的原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相互补充的不满。这一联盟的规模和范围同中苏集团曾经构成的挑战有相似之处。……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必须同时在欧亚大陆的西部、东部和南部边缘巧妙地施展地缘战略手段。”

2011年和2012年，我曾两度到伊朗采访，窥见过它神秘面纱下的一角。

文 | 蒲实

摄影 | 关海彤

门内的世界

黄薇的晚装店开在德黑兰帕斯达兰（Pasdaran，意为“伊斯兰革命卫队”）大街的商业中心。店面不大，服装都是她在中国的服装厂设计的。吊带、低胸、束腰、大裙摆的晚礼服，色彩艳丽，坠着亮晶晶的彩珠或金属片，此外还有短小齐腰的女士小西服和半截裙。

黄薇翻开她的服装设计图，这些年，她摸索着伊朗人的趣味。“开始进的素雅的或纯色的晚装，根本卖不出去。伊朗人喜欢鲜艳的花纹，大轮廓、大线条的也不喜欢，就喜欢细碎的花纹和星星点点的装饰。包裙不好卖，波斯女孩髋部宽大，旗袍这样的裙子穿不进去，也不喜欢。”

也许，只要看看他们华丽细密的波斯地毯和清真寺里色彩斑斓的细碎瓷砖，就能找到他们的审美基因。商店角落里扔着一个模特架，穿低胸无袖黄色晚礼服。黄薇说，这本是放在橱窗里的，但风化警察刚来过，说这件裙子不合规定，就暂时拿进来了。说“暂时”，是因为当下正值伊斯兰圣日阿舒拉节将至。风化警察说，“等过了这风头再摆出来”。对伊朗人来说，规则都是可商量变通的。

黄薇（右）位于德黑兰帕斯达兰大街的服装店

这些服装瞬间颠覆了我对伊朗的最初印象：满街裹着头巾，把曲线深埋在一袭黑色长袍里的神秘女人。在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斯兰教法规定，女人着装，须遮头发，上衣过臀，下装不露腿，以免诱惑男人。男女之间，表面上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授受不亲。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酒吧、舞厅、俱乐部这些“导致腐败和堕落”的娱乐场所在伊朗被全面禁止，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把非宗教的音乐视为靡靡之音（虽然他的这个意见不是教令和法律）。在我的想象里，伊朗的夜晚，必定在严肃的寂静中早早入眠。

这晚，晚装店里生意不错。一小会儿时间，一位带孩子的伊朗妈妈买了一套时装，一位波斯女孩买了件紧身的针织高领无袖小背心。年底，不是伊朗节庆或婚礼集中的时节，我们没赶上晚装销售的旺季。黄薇的伊朗丈夫六十多岁，已经退休，在店里帮她收钱。

伊朗人付账很有意思。收钱的人经常客气地说，“这是送给你的礼物”，坚持不收钱，付账的人则硬要给钱，推让一番，才能交钱交货。可能只有东方人才不会误解这种有点繁文缛节的礼貌。听说过一个笑话，曾有美国人在伊朗买衣服，如此推来让去两个回合，他当了真，谢过，拿东西走人，十多分钟后，被警察逮住。当然是店家报的警。

黄薇的晚装店向我透露着伊朗人生活的私人世界的秘密，这个世界与我所看到的公共空间存在着巨大鸿沟。后来，我在德黑兰街头看到了许许多多这样的精致时尚服装店，它们让我确信无疑：存在着另一个藏在门内的隐秘世界。黄薇是第一个为我推开这扇门的人。十多年前，她作为中国城建的地铁工程师来到德黑兰，此后再未离开——她嫁给伊朗人，热爱伊朗人，说波斯语，加入伊斯兰教，最终成为伊朗人。

每周四晚上八九点钟，她打点好晚装店，回家收拾一番，伊朗的周末开始了。夜十点过，她和丈夫驱车，前往小姑在德黑兰郊区的别墅。小姑做时装高级定制，在德黑兰的富裕人群中很逢源，生意红火。此时的德黑兰，璀璨通明，临街商店的橱窗都为黑夜留着灯。行进在车流中，透过车窗，见不到成帮结队的男人或女人出去应酬或聚会。在伊朗男人身边的副驾驶座位上，几乎清一色的坐着他们的妻子，身后坐着孩子们。夜十点，这正是伊朗小家庭汇聚成大家庭，出行，在家里、公园、山腰和公路边野餐的时间。

大约凌晨，他们到达小姑的别墅，家人基本都来了。花园里种满了玫瑰，这是伊朗最常见，也是伊朗人最喜爱的花。室内，小姑张罗着打牌；室外，孩子们荡秋千、捉迷藏，嬉戏追逐，大人们在草坪上铺开野餐的地毯和排场。煤气罐上随时煮着本地产的“果园”(Golestan)牌红茶或英国进口的艾哈迈德茶，每人面前放一个小巧带盖的小糖罐和一杯琥珀色的热腾腾的茶，先含几颗糖，再啜几口茶，还可以悠然地抽上一支水烟，闲聊就能毫不乏味地持续到深夜2、3点。

喝茶是伊朗人生活中的一道风景线。我的经历是，凡逢聚会，无论聚会大小长短，在城市还是农村，富裕还是贫穷，主人必然会上一圈茶，数次斟满。波斯帝国悠久的茶文化并未因为政权的变更而中断和改变，伊斯兰革命以后，伊朗人仍能以茶代酒，快乐似神仙。

伊朗城市设拉子附近的波斯波利斯遗址

80多岁的婆婆要是也来了，黄薇是不敢脱下头巾的，免得老人家不高兴。她的婆婆很虔诚，平日总穿黑色长袍。按照伊斯兰教法，女人的头发不能让“外男人”看到，非直系亲属和丈夫以外的男人都是外男人。婆婆常会问她：“我给你的那两本《古兰经》你看了吗？”黄薇还弄不清楚这个侯赛因、那个伊玛姆是怎么回事，只能说，阅读起来有些困难。

国王时代，巴列维推行全面西化和世俗化，这位老人根本不愿出门。要是必须出门，看到街上的女孩不戴头巾、穿着暴露，她时常回家掩面哭泣，哀叹世风日下。她当然是霍梅尼和伊斯兰革命的热忱拥护者。她的大女儿也很虔诚，头巾长袍形影相随，在学校教《古兰经》。

黄薇的丈夫却很怀旧。他早年留学英国，1979年，父亲叫他回来帮助打理家族生意，不久发生了革命，就再未回英国。他说话声音很轻，从容不迫，眼神总有些忧郁。黄薇陪我们去库姆那天，他很不情愿，并拿起剪刀，剪掉了黄薇随手抓起的公司便签纸右角的电话号码，说：“不要让那些毛拉（伊斯兰教士）找到我们”。

有一天，我们一起在德黑兰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吃晚饭。他对我说，伊朗人不像过去那样开心了。我环顾四周，餐厅的氛围很热烈，女人们也打扮得格外漂亮，各种颜色花饰的头巾被她们戴成了漂亮的头饰，或恰到好处地露出烫染过的刘海，或垂落在盘起的发髻上。我问，难道现在他们不开心吗？他说：“这只是少有的开心的时候”。

小姑的伯伯和他一样。伯伯在巴列维时代曾留学美国，回国后，却无法融入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社会，郁郁寡欢，终生未娶。黄薇家的人都记得，他曾整日沉默着坐在祖上传下的水晶灯店里，躲在角落里看书，他过着隐士的生活，写了几本关于伊斯兰教的书，后来穿着浴袍孤独地悄然死于家中，直到被建筑工人发现。

私下里，他们不爱谈政治，相反，他们总是想与政治撇清关系。他们会聊小姑伯伯的遗产纠纷，会聊东家长西家短，会为某个亲戚家子女的订婚派对请柬没发到自己手里而斤斤计较。大部分时候，伊朗人安然置身于政治之外。伊斯兰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候，被占领的美国大使馆门口很快摆了卖煮鸡蛋的小摊，摊贩们喊的口号是：“打倒美国！吃个鸡蛋！”两伊战争的时候，南边打着仗，北边的德黑兰家庭照样关上门开派队，夜夜笙歌。

但这并不代表，当需要做出政治选择的时候，伊朗人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实际上，黄薇家有着清晰的阵营划分。德黑兰有一句广为流传的笑话：“过去，我们公开喝酒，私下里祈祷。现在，我们公开祈祷，私下里喝酒”。其实，颠倒乾坤的变革力量，都萌生于伊朗人家门背后那隐秘的私人世界。

后来，在里海边的小城贝赫沙赫尔（位于马赞德兰省），我终于有幸看到了伊朗人穿晚礼服的样子。在新婚的穆吉塔巴家，妻子邀请我看他们刚刚举行的婚礼的录像，当然，是躲开屋里的所有男人看的。婚礼那天，她穿着洁白的婚纱，做了个漂亮的发型，并且把它展示了出来。不过，整个婚礼，男嘉宾与女嘉宾都待在各自的沙龙里，男嘉宾是看不到新娘的。女嘉宾这边，女人们一排排围坐，身着晚装的女人们走到前面的地毯上，随着波斯鼓的鼓点和节奏欢快的伊朗歌曲跳起舞来。

每个伊朗人都是天生的歌者与舞者，她们的腰肢和手腕柔软灵活，除了肚皮舞鼎鼎有名，还很擅长那种有点像印度舞的舞蹈。在17世纪的波斯彩绘里，你常能看到弹奏塔尔（类似琵琶的波斯乐器）、吹奏笛子和唢呐、敲击波斯鼓的女子乐队。在伊朗的这些天，在任何一个伊朗人的车里和家里，我从未缺少伊朗音乐的陪伴，而任何一个伊朗人，只要音乐响起，身体就会情不自禁地舞动起来。

虽然伊斯兰教法反对音乐与舞蹈，但波斯民族的天性却在门背后的世界里被保护得完好无损。他们每家每户都贴着霍梅尼与哈梅内伊的头像，但政治权力的触角并未像极权国家那样伸展和扼杀这些角落的生机。

新婚的穆吉塔巴和他的妻子在贝赫沙赫尔的家中

每当我在德黑兰拥堵的交通中感受伊朗人驾驶，我总暗暗捏一把汗，将自己的命运交由真主来裁决。所有人都加速行驶，所有人都毫不退缩，所有人都不断地变换车道，抓住每一个机会见缝插针，车与车擦肩而过，不给可能的紧急情况留任何余地。德黑兰的车祸死亡率居世界之首，它也许正是伊朗人性格的隐喻：奔放，即兴，无拘无束，变幻莫测。

在贝赫沙赫尔，我们从村庄下山时遇上大雪，险些封山。与我们同行的一群伊朗人推着小面包车在积雪的山路上走了很远，才终于发动起来，一回到车里，立即歌声飞扬，众人拍手起舞庆祝。下到山脚，很多伊朗家庭已开车上来观雪，居然在冰天雪地里摆桌野餐、喝茶。车过之处，伊朗人无不以跳舞相迎，或扔来雪球表示友好，所有人都欢庆起来。我无法不被伊朗深深吸引。

如何看待死亡，是终极的世界观。在里海边的村庄里，我们看到了成片的两伊战争烈士公墓。两伊战争时期，伊朗的战士们从教士举着的《古兰经》下穿过，佩戴着霍梅尼的相片和天堂的钥匙，战死沙场。他们认为自己是殉道者，为伊斯兰而战死，在天堂获得永生。他们很多都来自农村。直至今天，在伊朗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角色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其成员仍主要来自贫困地区，主要是农村或城市平民。

我问村里人，怎么看这些烈士。他们说：“我们热爱他们”。我们去拜访一位烈士家庭，父亲端出儿子的遗像，我看得出，他是发自内心的骄傲的。那张充满稚气的脸，当年才17岁。1988年，在伊拉克的圣城卡尔巴拉，他所在的队伍与20辆伊拉克坦克相遇，最后成为碎片，连尸骨也没有。在他死后，老两口又有了几个子女。我还没来得及问老妈妈，她后不后悔让儿子去参战，她已说道：“我不后悔让他去参战。他就像黑暗里的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依稀觉得，这句话有点耳熟。

贝赫沙赫尔山上的雅赫凯什村艾木让（中）家，相框里的年轻人是他的儿子默罕默德·瑞赞，18 岁时死于两伊战争。

年迈的老爸爸是巴斯基，每天都在村里的清真寺参加巴斯基的祷告和聚会。我走进那家安放在村舍里的简陋清真寺，墙上悬挂着村里烈士们的头像，簇拥在郁金香中。同时，还有伊玛目侯赛因·本·阿里的画像，一千多年前，他以伊斯兰的名义起义，反抗暴君统治，并在与叶吉德的军队交战中牺牲。当年参加两伊战争的伊朗战士们，都把自己想象成侯赛因那样的伟大殉道者。

那天，下起了大雪，我们在村里的泥泞路上摔得七零八落。唯有修给烈士们的墓地，有着宽大的清真寺穹隆，是村里最像样的漂亮建筑。在这位烈士没有一件家具的家中，我们在地毯上席地而坐。20多年过去，两位老人每个月仍有500美金的烈士补助，来自由最高领袖直接掌管的伊斯兰教的慈善基金会，财力雄厚。虽然这笔钱对养育7个子女的家庭来说，杯水车薪。他们的7个子女，也都享受到了优先上大学的待遇。

我问老父亲，如果伊朗和美国打起来，他会怎么做？他说：“我们全家男人都要上战场，为伊斯兰而战”。

贝赫沙赫尔雅赫凯什村的雪后景象

东方与西方

如果不是雅斯格克哈尼教授与门卫的反复沟通，我们根本无法进入把守极为严密的德黑兰大学。在伊朗的政治生活中，德黑兰大学有着特殊的地位。每个礼拜五，伊朗的国家领导人都会在这里做星期五祷告，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是这里的常客。更为特殊的是，2010年，德黑兰大学的核物理教授、核能专家阿里－穆罕默迪，在德黑兰北部的住所附近，被捆绑在一辆摩托车上的遥控炸弹炸死。伊斯兰共和国的命运裹挟着德黑兰大学，深深地卷入国际政治的漩涡中。

我们踩着梧桐树的落叶，踏上法学院有些苍老的石梯，穿过狭长的走廊，找到雅斯格克哈尼教授的办公室。这位德黑兰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拎着公文包，驾着长长的风衣，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所领导的这个研究中心，在巴列维时代，曾是国王的外长们频繁造访的地方，那时候，美国和西方文明研究曾是重中之重。现在，情况当然巨变。

教授领着我们去他引以为豪的资料室参观，指着一位在窗户边的阳光下读书的伊朗年轻人对我们说：“看，他在学习中文”。年轻人站起来，用普通话告诉我们：“我想去中国看看！”与伊朗外交同步，德黑兰大学的国际研究全面东转，俄罗斯、中日韩和菲律宾等亚洲国家，也成为学者们的频繁访问地。

波斯帝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自古以来既交汇东西方文化，又数次被外来文明所征服或侵犯。今天，伊朗人在每天3至5次的祈祷中，用的都是阿拉伯语，而不是波斯语。但波斯民族极有韧性，他们有很强的历史感和民族认同，怀揣帝国复兴的梦想。伊斯兰共和国的缔造者霍梅尼曾在革命初期说过，伊斯兰的伊朗要走一条既非东方，又非西方的独特道路。

32年前，美国卡特政府依照与霍梅尼在巴黎达成的秘约，说服伊朗军队不发动针对霍梅尼的政变，并将巴列维“像一只死耗子一样”扔出了伊朗。但霍梅尼并未领情。1979年，霍梅尼在库姆市发表演说，称“美国在伊朗的统治是我们一切不幸的根源”。他支持德黑兰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扣押66名使馆人员的行为，并在国内掀起反美浪潮。借着这“第二次革命”，他清除了革命初期统一在伊斯兰大旗下的其他各派世俗革命力量，巩固了以保守的伊斯兰上层教士集团为核心的新生伊斯兰共和国。代价是：美国及其所领导的西方国家，对伊朗进行了长达30余年的制裁。

在传统上西方势力渗透很深的中东地区，伊朗特立独行，以誓要自给自足的姿态，抵抗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大潮。在德黑兰的大街上，美国车绝迹，最多的品牌是法国标志与韩国现代。伊朗有自己的国产汽车品牌，比如Khodro和Sapia, 分别是与法国、韩国和德国合资生产的。欧洲政治家曾试图与美国外交政策保持距离，寻求与伊朗的商业合作。但最近几年来，随着伊朗核问题的升温和美国对伊朗越来越紧的制裁捆绑，欧洲国家在伊朗的商业空间正在压缩。像梅塞德斯奔驰这样的德国公司，出于对投资安全的考虑，正在减少对伊朗的投资。

“美伊交恶所留下的外国势力真空，被亚洲所填补”，雅斯格克哈尼告诉我。每个伊朗人在和我们的交谈中，都会说这样一句话：“我们身上的东西，从头到脚，99%都是你们中国制造”。在很多场合，伊朗人都爱在吃饭的时候问我同样一个问题：“你们中国，是怎么解决13亿人的吃饭问题和就业问题的？”

在贝赫沙赫尔，有几位穿着时尚的大学生与我们同行，他们学习工程专业。他们的长辈开玩笑地对我们说：“把他们带到中国去吧！在这儿他们找不到工作”。但伊朗人对依附任何一国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有时，他们强烈的独立诉求甚至带着些自大的想象。曾参与德黑兰地铁建设的黄薇告诉我：“地铁站的落成典礼上，官方只字不提中国，而以自主建成了地铁为豪”。

贝赫沙赫尔雅赫凯什村村民茹黑蕾家，几家伊朗人在这里聚会。这座土房子有上百年的历史，每到新年都会涂抹一层新泥

伊朗人对西方抱着复杂而矛盾的心情。现在年龄在60岁左右的伊朗人，都无法忘怀巴列维国王时代伊朗在物质上的辉煌。一位60多岁的中产阶级工程师告诉我：“那个时候，伊朗航空是世界上少有的几家拥有波音747的公司，那是我们的骄傲，而今天，伊航已经成了避之不及的危险象征。那个时候，伊朗的护照在上百个国家免签。年轻时，我曾驾着车，穿越格鲁吉亚、东欧直到奥地利和德国。而今天，在很多国家的海关，我总是成为人群中被唯一留下来再检查的人，因为我持的是伊朗护照”。

1979年，也正是很多这样的城市中产阶级，坚定的支持霍梅尼。雅斯格克哈尼告诉我：“我们欣赏美国的科学技术文明，但拒绝西方文化。巴列维的‘白色革命’或许有很多进步之处，但那是在美国的授意下所进行的以美国模式为样本的改革，它是以牺牲什叶传统为代价的改革”。伊朗人追求精神和文化的独立，并为此付出了另一种代价。

民族的自豪感与历史的伤痛，在伊斯兰革命领袖那里，表达得极为强烈。他们曾认为，伊朗的政治伊斯兰模式，将为整个伊斯兰世界指明方向，摆脱受西方毒化、剥削与主宰的屈辱。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与美国的多年交恶，使伊朗在外交、经济和文化上备受国际社会的孤立，被排斥在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之外。矛盾的另一面是：驻德黑兰的新华社记者何光海告诉我，今天，在伊朗与中国石油公司的合作中，伊方往往坚持要用欧美的技术和设备，为此，双方总是要扯很久的皮。

雅斯格克哈尼教授60来岁。“我曾是伊斯兰革命的一分子。伊斯兰革命时，我支持霍梅尼。在我的英语课上，我让学生阅读反对巴列维的文章和霍梅尼的言论”。但他以一种复杂的心情，面色凝重地说：“两伊战争，我去做战地翻译。我目睹了苏联、以色列、美国及其盟友、整个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都在帮助伊拉克打伊朗，更多的国家则对伊拉克入侵伊朗保持沉默。那是一场国际战争，是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反对伊朗一国的战争。伊朗在国际上完全孤立。这让伊朗人明白，我们谁也无法依靠，除了我们自己”。哈塔米总统时代重新启动的伊朗核计划，承载着伊朗的独立大国梦想。无论是主张与美国改善关系的温和务实改革派，还是强硬的保守派，在这一点上，都无异。

在德黑兰，我们拜访了一位律师事务所的国际法律师，马赫穆德。他为很多想进入伊朗市场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公司做过咨询。他装潢豪华的办公室里，玻璃窗上装饰着波斯波利斯的人像画。他是一个精明的伊朗商人，抓了一把名片给我，说：“要有中国人向你询问伊朗的情况，就把我的名片给他”。

他的时间在伦敦和德黑兰之间分配，在伦敦，他在英国大学里任教，并且也有一家法律咨询公司。但后来，他只保留了德黑兰这一家。他说：“在伊朗做生意，比在英国好赚钱，市场竞争没那么激烈，税收也远远低于伦敦”。

他问我，有没有注意到德黑兰北部与南部的差异。当然。南部城区的中下阶层破旧平房，与北部靠山的花园里的深宅对比鲜明。我所住的德黑兰北部的NAFT（石油）区，全是独门独院的私家小楼，自家设计、风格各异。德黑兰北部的房价，可与纽约一比。富裕的伊朗人很多常年在欧美国家和德黑兰之间往返，他们有些人持有美国或欧洲国家护照，但还是更愿意生活在德黑兰。伊斯兰革命并未打断伊朗的私有制，富人的财富代代积累传承。

在霍梅尼46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对很多事情的态度都时常变化，但有件事情他的立场一直很坚定：私有财产。他曾写道，伊斯兰“保护私有财产”，“从而能够反抗在本质上威胁着个人财产权的独裁者”。他说，真主赐予人类私有财产，因此，没有任何世俗权力有资格干涉私有财产。这也是为什么，富有巴扎商人集团和中产阶级，当年都是伊斯兰革命的支柱力量。

也正因如此，曾随霍梅尼的法航专机来到伊朗，并在伊朗生活过20多年的《纽约时报》记者伊莱恩·希奥里诺曾判断：什叶派传统中的民主因素与伊朗正在进行的代议制政府的民主实验，以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中产阶级共和国，都决定了伊朗是穆斯林世界中，最具潜力的美国伙伴，而这一点，还未被美国所理解。

什叶派圣城库姆的马尔苏玛清真寺，什叶派第八代伊玛目阿里·本·穆萨·利达的妹妹马尔苏玛葬于此

但霍梅尼也把伊斯兰与社会公正等同起来。他曾赞颂受到压迫的、赤脚的和棚户区的穷人，谴责压迫者、富有者和贪婪的王室及其外国庇护人。这样，最高领袖的追随者，就分为两派。以“战斗教会”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激进保守派教士，更多的体恤和关注穷人。他们把另一派，温和的中间道路派教士，称为亲美派和资本主义教士。最高领袖霍梅尼和哈梅内伊一直维持着两派之间的平衡。

从拉夫桑贾尼总统时代到哈塔米总统时代，有一种务实的改革派观点声音清晰：美国事关伊朗的经济繁荣和能否融入世界经济，政治不应影响商业关系。这个时候，伊朗与美国之间还存在共同利益：共同的敌人萨达姆政权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

两任伊朗总统都曾试图改善美伊关系。拉夫桑贾尼曾悄悄与美国的石油公司签订过数万亿美元的石油协议，但被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坚决地取消。克林顿当时采取的是“双重遏制”，同时遏制伊拉克和伊朗。哈塔米总统曾暗示，文化交流是打破美伊不信任的方式，但美国的注意力正被克林顿性丑闻所吸引，伊朗问题根本不排在白宫议程的前列。与此同时，伊朗的保守势力发起反攻：哈梅内伊身边的保守教士，反对改革的巴扎商人，以及经济实力雄厚的伊斯兰基金会。

“伊朗社会与政治从来都是很多势力之间力量的较量”，马赫穆德告诉我。他向我赞叹中国的“韬光养晦”政策，并说：“我看到你们的领导人在处理人民币汇率之类的很多问题上，精湛地维持着与美国的平衡关系”。作为商人，他说：“伊朗应该在美国与中国间寻求利益最大化。这样，我们在与你们中国石油公司的谈判中，就会有更多的筹码”。这也是我接触到的许多伊朗人共同的想法。马赫穆德随即又有些怅然地自我反驳道：“但我们不像你们中国那样大。我不知道，如果是伊朗，能不能像中国那样，保持与美国关系的平衡。我们伊朗人绝对不可能接受沙特那样的局面”。

伊朗将如何定义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马赫穆德最后说：“伊朗不可预测。就像我们的领袖的命运一样，不可预测”。

后记

1979年，阿亚图拉霍梅尼以一场伊斯兰革命，把这个亲西方的、世俗化的、富裕的工业大国拉出了高速现代化进程。伊朗历史再次以它的即兴、意外和颠覆性，震惊世界。就像当年，群情激愤的民众刚高喊支持首相摩萨台的口号，将国王父亲的雕像推到在地，几天后，正颓丧流亡罗马的国王竟然就在民众的簇拥下光荣归来一样；也就像库姆的神学院在两代人的时间里被摧毁、又神速崛起一样。

与20世纪中期中东地区频频出现的政变不同的是，这是一场真实的革命，是一场从世俗化到伊斯兰的革命，与西方社会的政治逻辑和政治推论完全相悖。上世纪60到70年代兴起于中东各国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在伊朗实现了宗教力量的政治制度化。从阿尔及利亚到印尼，它激起的热情和巨大辐射力，使得著名的伊斯兰教研究专家伯纳德·刘易斯认为，“这场革命在历史上的地位与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同样重要”。

如何解释这场革命，让无数历史学家着迷，却始终是个谜。但无争议的是，美国失去了海湾最重要的盟友。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格局骤然结束。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论述了伊斯兰文明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的挑战。“9.11”恐怖袭击以骇人听闻的方式，把文明冲突的预言变为现实。伊朗与西方的对立，遂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

位于德黑兰的自由塔建于1971 年，是末代国王巴列维为纪念波斯帝国2500 年所建。8年后，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王朝覆灭。

伊朗在外交上所表现出的自负和强硬，有时显得超出了它应有的国际地位。但如果了解伊朗人观念中的世界，就不会再觉得他们不可理喻。没有哪国的人民像伊朗人那样，仍津津乐道2000多年前的祖先所建立的古老帝国。波斯波利斯的符号，频现于伊朗人的日常生活装饰和文学艺术作品中，与现实的时空发生着鲜活的关联。今天，伊朗人隆重庆祝的春节——诺鲁兹，就起源于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

研究伊朗的美国学者帕特里克·克劳森在《永恒的伊朗》一书中这样写道：“在伊朗的巅峰时期，伊朗统治者控制着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西部、中亚大部分及高加索。现今的许多伊朗人仍认为，这些地区是大伊朗的影响范围”。“伊朗的小学在教授有关伊朗人渊源的历史时，不仅提及到巴库等城市，也提及到更北方的城市如俄罗斯南部的杰尔宾特。过去多个世纪里，伊朗的统治权一度西进至现在的伊拉克。西方世界指责伊朗干涉边界外的事务，而伊朗政府则坚称，这只不过是对其过往的领土施加影响力”。这种延续传承的对历史的怀念，对他们的大国心态和“伊朗例外”心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以“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开始他对希波战争的叙述。注意，当时是波斯侵略希腊。波斯人曾创造了与爱琴海文明相媲美的高度文明。希罗多德曾观察到，没有哪个国家像波斯一样乐于接受外国的风俗习惯，并把说谎视为最丢脸的事。但这种历史经验已与现实相去甚远。熟悉伊朗的人说，伊朗人说话，曲径通幽，有6、7层深意，还会有意掩饰，所以你很难了解他们的真实意图。客套和夸奖对他们来说，哪怕是违心的，也是必要的礼节。与伊朗人聊历史，他们的叙述中充满了“欺骗”与“阴谋”的语汇，对外来势力多疑，并有强烈的抵触。

历史学家埃尔顿·丹尼尔在他的《伊朗史》中写道：“作为个体和一个民族，伊朗人可能深刻地感觉到（说实话的）困难重重。除了在艰苦的环境之中谋生的困难，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剥削、凌辱，伊朗人几个世纪以来还频繁遭受着外来进攻和侵略。所有这一切，都加强了身处敌对势力压迫下的感觉和摆脱敌人压迫的相应要求，社会生活因此而重构”。伊朗的历史，就在伊朗人捍卫领土、资源、认同与独立身份的探索与努力中展开。

英国的伊朗裔历史学家霍玛·卡图兹安对伊朗历史的感悟，最让我触动。他说，伊朗历史永恒的东西，就是无常。“制造传统就像创造现代性一样容易，唯一不变的是统治者与他的刽子手，还有爱人脸上的那颗痣。国家与社会处于永恒的剑拔弩张中。每当国家瓦解之时，伊朗社会或者顺手推倒，或者袖手旁观，2500年来从来如此。1979年的革命，不是弱势群体的反叛，而是整个伊朗社会——它胜在：不是一半的人口反对它，而是一半的人口支持它。”

离开伊朗之前，我再次体验到伟大的波斯辩证法。在德黑兰，做完最后一个采访，我们堵在车流中，一步挪不动。对德黑兰的拥堵交通心有余悸，我们根本无法知道是否还能按时赶到机场。车南辕北辙，一路向北，希望能够找到一条可以挪动的路，却只能被车流推着继续向北。我开始诅咒德黑兰的交通，心想，完了。但就在我咆哮完时，车做了个U转，向南，此后居然意外地一路畅通。我至今认为，这是关于伊朗最恰当的隐喻。

（本文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52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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