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次带来更多的新问题

12月15日，中国国家男足选拔队球员明天（左）和韩国队球员金珍洙（中）在比赛中拼抢。当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2019东亚杯男足比赛中，中国国家男足选拔队以0比1不敌韩国队。图/新华

足协“政”结

本刊记者/刘远航

12月15日傍晚，北京迎来了初冬的第二场降雪。同一时间，在千里之外的釜山，本土教练李铁率领的国足选拔队不敌东道主韩国，迎来了自己的第二场失败。连败只是多米诺骨牌的一环。一个月前，中国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中输给叙利亚，名帅里皮在赛后突然辞去国家队主教练的职务，这些变故都让国足陷入了冰冷的寒冬。

雪上加霜的是，刚刚完成换届的中国足球协会在近期筹划的诸多规定受到了外界的质疑，千呼万唤的体制改革也变得扑朔迷离。

11月25日，足协在上海召集中超16家俱乐部投资人代表，开会讨论限薪、转会和归化球员等多项内容。据多家媒体报道，新规对30岁以上球员在中乙联赛的转会和数量进行了明确的限制，每场比赛最多上场3名30岁以上的球员。足协声称，这是为了鼓励年轻球员的成长。

12月7日，《足球》报爆出，足协正酝酿新规，为了落实此前计划的限薪标准，所有球员重新签订合同，原有合同作废。并声称，允许解约球员发起诉讼，但参与诉讼的球员三年内将不予注册。一时间，舆论哗然，公众认为此举公然违反劳动法，难以理解。虽然足协很快公开回应，不会全部重签合同，新规将在月底公布，但公众的疑云并没有因此消弭。

8月22日，中国足球协会第十一届会员大会在河北香河国家足球训练基地召开，经过选举，陈戌源当选中国足协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副主席杜兆才（左）与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握手致意。图/新华

局面再次变得吊诡起来。一方面，政策的出台是为了解决实际存在的现实问题，但另一方面，行政干预和调控措施又一次次带来更多的新问题。和新规一起陷入摇摆的，是酝酿已久的职业联盟仍然没有落地。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行政权力与职业市场之间那股错综复杂的症结将如何拆解。

至于这条职业联赛的绳索能否解国家队之困，短期内并没有答案。事实已经证明，名帅和归化不是长久之计，留洋和西化断断续续，爱国口号也无法保证刀枪不入。长期来看，“后奥运时代”的中国足球，已经有了中远期规划的时间表，混杂着雄心与焦虑，但仍然面临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釜底抽“薪”？

1000万，600万，300万，这是足协给三级联赛本土球员的薪资限制。早在去年12月20日，足协就公布了三级联赛财务约定指标的通知，对注资、薪酬、转会和奖金提出了明确的限制，被媒体称之为“四帽”新政。

其中，国内球员的税前个人年薪不得高于1000万元人民币，但参加亚洲杯和世界杯预选赛的国家队成员可在此基础上上浮20%。这些规定的背后，是近年来足球联赛的新变化，不断有实力雄厚的集团公司入主职业足球。

“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发展在其中一段时间有些畸形，那就是商业化太强，甚至完全是资本运作，都是钱在打招呼，造成了一些球员的价值取向都改变了。”北京北体大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孙哲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19年1月，北京北控完成股份变更，北京体育大学入主这支中甲球队，北控改称北体大足球俱乐部。作为体育总局附属下的体育院校，北体大给这支球队带来了很多先天的优势，包括技术数据分析、医疗康复和青训体系。既是职业联赛的一员，又与足协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球队的特殊之处。

孙哲东注意到，近年来资本的加持让球队的价值水涨船高，球员转会市场很热闹，有的年轻运动员到国外镀金，回来之后身价倍增。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足协将限薪提上了日程。据孙哲东透露，大多数俱乐部的投资人对限薪是支持的，这有利于市场的平稳。

他们担心的是政策方向的不断变动。

“别前面把抽屉拉开了，后面又合上，之后又觉得不行，是不是放松一些。这种政策性的拉抽屉，对项目的发展是最不合理的。还有换届带来的方向变动，甚至是全盘否定，对球队和俱乐部都不好。”孙哲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而这项政策的落地本身并不容易。目前依然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如何处理好新签合同与原有合同，一两年内很难完全消化。在著名足球评述员张路看来，重要的是决策程序是否正确，俱乐部的充分参与是政策能否落地的前提。

三十“不立”？

借助行政命令，对职业联赛进行干预和调控，为未来的国家队培养人才，这是足协推出新政的部分动因。“U23”新政是这样，限制大龄球员也是如此。给年轻球员“让路”，似乎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长期以来，很多征战过中超和中甲联赛的职业球员在生涯后期会加入中乙球队，优胜劣汰，这是职业联赛自身的循环机制。按照足协的设想，可以通过对大龄球员的转会和出场人数进行限制，让中乙联赛成为了培养年轻球员的练兵场。

分界线定在了30岁。而立之年，可能成为一把决定职业生涯的标尺。这引起了外界的广泛质疑。在此之前，归化的尝试已经开始，但收效甚微，捷径注定无法引向通途，只能靠自己造血，但行政干预可能与商业逻辑产生冲突。

孙哲东所在的北体大旗下也有一支中乙球队，他强调了培养年轻球员的重要性，球队的长期发展应该靠自身培养，而不是过分倚重转会市场，用钱换成绩。在刚接手北控的时候，这支队伍的整体年龄偏大，25岁以上的球员占大多数，10名球员年龄在30岁以上，很多原本在中超踢球，后来转会来到这里。

2010年，孙哲东由北京体育大学调入足协，担任青少部主任。当时青少部制订了中国青少年足球发展方案五年计划，上百名青少年得到了去欧洲培养的机会。校园足球也是当时的重点。当时孙哲东的设想是金字塔层级的培养模式，在普及的基础上进行提高，在3~5年内出人才。

但两年之后，孙哲东就离开足协，回到北京体育大学，培养方案也就此搁置，校园足球的发展也变成以普及为主。

近年来，张路一直在致力于校园足球的普及，他认为普及是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此前的方向是提高，但出现了很多教训，导致足球人口的下降。对此，孙哲东也有共识，忽略了青少年的文化课，单方面要求对他们进行拔高，肯定走不远。

削足适履？

今年8月22日，中国足协完成换届，陈戌源担任新一届足协主席。和他的前任们不同，陈戌源来自国企，原本是上港集团董事长，在他的带领下，上港登顶足协杯。63岁的陈戌源原本已是退休之年，依然决定接手足协。

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陈戌源曾经打了个谐音的比方，足协就是足鞋，脚要穿得舒服。外界对这位新任足协主席仍然抱有期待。

9月7日，国足召开世预赛誓师大会，陈戌源向在场的球员和教练赠送了《红星照我去战斗》，里皮也领了一本。然而，红色励志书籍没能改变比赛的结果，中国队输给了叙利亚，里皮决定辞职，连赛后发布会都没结束，就转身离席。

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国家队的成绩一如往常，而职业联赛的改革与调控成为新任足协主席的要务，但行政手段与职业联赛的关系同样复杂，包括职业联盟的设想，很多人已经呼吁了多年，并不算是新鲜事。

张路在1996年进入北京国安俱乐部，先后担任总经理和副董事长。2004年，因为不满判罚黑哨，国安罢赛。随后，以大连实德和北京国安为首的七家俱乐部投资人，向足协提出收回联赛的所有权，要求建立中国足球职业联盟。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足协在2005年成立中超公司，名义上由足协和各个俱乐部共同成立，但足协的股份占比最大，中超公司总经理也由足协官员担任。当时俱乐部仍然有着足够充分的话语权，张路是五位董事之一。当时关于转播权，就有过分歧，足协官员想将转播权以每年1亿元的价格出售给一家公司，但张路等人认为以后转播权会有更高价值，在几家俱乐部的坚持下，方案没有通过。

“我个人认为那是中超管理最好的时候，职业俱乐部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张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后来，足协也比较过国外职业联盟的状况。在足协任职期间，孙哲东曾赴欧洲考察，跟西班牙足协主席会面。对方介绍说，早在1985年，西班牙就成立了职业联盟，从足协脱离。从此之后，职业联盟负责职业联赛，与赞助商们合作，经营它的品牌价值，足球协会则是负责公益事业，包括青少年、教练员和裁判员的培养。到后来，两家机构成了死对头，屡屡陷入纠纷。

中国足协显然不希望陷入这种局面。2012年，足协成立了职业联赛理事会，由中国足协代表、俱乐部代表、地方协会代表、中超公司代表及特邀专家代表组成。也就在这时候，张路卸任国安副董事长，专注于青少年足球的普及。

到了2015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公布，提出“改进完善足球竞赛体系和职业联赛体制”，其中包括“调整组建职业联赛理事会”。这跟原来的理事会有着本质的区别，和中国足协是同级社团。

孙哲东跟高洪波也聊过。高洪波曾经担任过国家队主教练，北控易主后，继续在北体大担任主教练。8月22日足协换届，高洪波被选为副主席。孙哲东跟高洪波说起未来的职业联盟和足协的关系。

“其实我们国家的职业联赛是还可以的，但是对青少年培养和国家队没有太大的支撑。未来的职业联盟不仅仅是商业化运作，它一定要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否则在我们这个国度里是不太容易走下去的。”孙哲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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