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武汉疫后重振,不妨成立城市形象提升协调

4月8日，武汉解封，这标志着，武汉疫情防控取得决定性进展。

疫后重启，武汉进入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的新阶段。武汉该怎么实现更好地复苏，各地又能为武汉提供怎样的帮助？新京报记者就此问题连线多位专家学者，对此提出建设性意见。

访谈嘉宾（排名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季冰：专栏作家

胡邓：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副教授

侯瑞鹤：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教授

刘晓忠：财经专栏作者

盘和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王鹏：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北京大数据研究院智慧城市实验室主任

谢良兵：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院长

朱克力：国研新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通过发放消费券等方式，促进“智能+”消费，促进全年消费回补

1。受疫情影响，武汉第二、第三产业尤其是消费领域受影响不小，该采取何种措施尽快复苏？

陈季冰：关于复工和社会经济生活复苏的问题，我想澄清一个认识上的模糊之处。因为疫情凶猛，国家层面对常规的社会经济生活按下“暂停键”，是完全做得到的。只要政府发布命令，人们流动受限，甚至不能出门，一切自然就都停下来了。

然而，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复苏，政府却没有完全的能力按下“重启键”。说得更准确些，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重启键”。拿企业来说，停工取决于行政命令，但复工却主要取决于需求。如果没有足够的订单，何以复工？

因此，这个问题只能在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上，政府方面再有所作为。比如说，可以采取发放消费券、给企业减免税费、甚至直接补贴等形式，使得需求能够尽快反弹。只有网络型的需求一点点复苏，经济社会才会逐渐全面复苏。

刘晓忠：要救助、扶持武汉二三产业，首先需要当地政府做一个整体的经济损益评估，明确整体的帮扶救助策略，确定政府财政、金融、产业政策救助的边界，做到心中有数。不论是财政、金融还是产业、就业政策，都应该以间接作用为主，不应直接干预。

将扶持二三产业的公共服务政策重心，放在防护性保障和透明性担保两个层面。前者主要指通过财政、金融支持，如与央行协调基于地域的定向降准为武汉地区的企业提供流动性支持；通过财政贴息、成立二三产业扶助复苏基金，寻求商业金融机构的支持；同时做好企业破产重组的善后工作。后者主要指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对消费者来说，更主要还是要个税减免。比如，鉴于目前已经进入了个税汇总核算阶段，政府可以设定每人5000元的减税额，在个税核算后予以退税处理。至于目前部分地方推出的消费券，原则上需要明确，企业可以拿个人的消费券作为特殊销项增值税发票，与进项增值税抵扣，否则消费券就类似于商家促销券，起不到刺激消费的作用。

盘和林：当前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正在发生变化，开始逐渐向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更多元化的方向靠拢，新的消费文化正在形成，并且背后有客观存在的强大的市场需求作为支撑。武汉有关部门不妨在促进“智能+”消费上下大力气，从而促进全年消费回补。

王鹏：首先要谋定而后动，全面采集数据盘点家底和损失，通过模型推演评估各种场景和措施的影响，不要盲目采取措施。通过大数据手段完整描述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和问题，除了传统的统计数据源，一定要通过货运、电力、物流、人流等大数据真实全面地评估现状和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制订政策。

例如，市民消费券，不同的发放方式、发放对象、发放金额，都会产生不同的乘数效应和结果，需要谨慎决策。

谢良兵：消费产业的中小微企业对现金流的依赖程度很高，因此针对这部分中小微企业，政府救助应尽量以保障企业现金流为主，可以通过财政补贴如减免税、减租等方式，加大贷款力度，消费券的折现速度等。

对旅游业和酒店业，可以根据大数据分析进行免费或消费券的发放，针对不同地区做不同的额度安排；对餐饮业，分家庭困难人群和中产家庭等不同额度、不同品类、不同期限，做到精准消费补贴，避免消费券的集中过度使用和浪费。

疫后重振，不妨成立城市形象提升协调小组

2。目前湖北省大批重点项目开工复工，结合国家新基建政策精神以及疫情防控的新形势，针对疫情中武汉暴露出来的短板弱项，该采取何种措施，建设智慧武汉？

刘晓忠：疫情期间，武汉暴露出来了一些城市治理方面的问题，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们日益增长的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与公共服务供给能力间的问题。建设智慧城市，无疑是个很好的举措。

这其中就需要做好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的工作。硬件方面需要给予适当的财政和金融政策的优惠支持；软件方面不仅包括各类数据的互联互通，而且还关系到基于服务性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以及公共数据与私人数据的安全对接等。从疫情来看，软件方面尤为重要。

王鹏：针对疫情中暴露的各种时空资源统筹协调问题。不要被新基建的通常认知误导，把5G和IDC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应更加注重传统城市基础设施的信息化改造，以及城市感知网的建立和完善，通过时空数据驱动的CIM平台而不是简单的GIS+BIM平台去全面统合城市数据。

要充分认识原有的数字政府建设模式，并不能真正实现城市的智能化。应进一步加强城市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建设，尤其是跳出行业应用和部门应用，以综合性的超级应用驱动，真正有效汇聚各部门行业数据和商业大数据，全面反映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真实的需求与供给，并为高效匹配和决策支持提供足够的数据和算法支持。

谢良兵：中央层面可以考虑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比如武汉本就在争取的综合性国家产业创新中心等名号，因此，可以考虑将更多的区域性的总部设在武汉，以及更多的国家重大科学装置、重大科学专项、重大科学攻关项目的支持。另外，可以利用此次疫情申请公共应急管理国家级示范区。

还要向民间要资本。年初武汉曾提出今年的重大项目要力争民间投资占到52%以上，尽管不容易，但依然要向民间资本更开放，尤其是在新兴产业方面，还有在新基建方面，发挥武汉现有的新兴产业优势和人才优势，集聚民间资本。

招商引资方面需要继续发挥武汉特有的“校友招商”模式，武汉作为世界大学生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校友资源遍布全球，如何继续发挥他们的武汉代言人力量和招商大使作用，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此外，建议成立武汉城市形象提升协调小组，进行武汉的城市营销，这是武汉重塑形象的开始，对于武汉的招商引资等各方面意义重大。

朱克力：作为这次疫情强震的震中，对于武汉来说，新基建在当前语境下的确有着特殊的含义。毋庸讳言，疫情中暴露出我们城市运行和治理诸多短板，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信息不可溯源、控制信息传播无序、调度低效等问题，这就要求预期建立市民基本信息可掌握、可精确追踪、流出人口可定位体系，城市生命体数据化、智慧化的价值就相应凸显出来了。

针对疫情暴露出的不足和薄弱环节，在健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重大流行病防治体系、完善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体系以及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的同时，要加快以交通管理、物流供应链、应急灾备、信息溯源、全面数据化甚至具备了人工智能灾备预测等功能的智慧城市建设。这也正是新基建的一项重要内容。

撤除各类关卡和禁令，提高健康码互信程度

3。作为外出务工劳务大省，从哪方面进一步畅通武汉人复工复产的路？如何保障劳动力就业？据您观察，目前健康码互认、点对点复工等是否存在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陈季冰：这有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是观念意识上的“歧视”问题，这需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需要有充分的政策和宣传方面的保障，确保武汉和湖北籍的人士在求职、招聘、就业等等方面不受到歧视，不会被“另眼相看”。

第二个层次是各种软硬件方面的“疏通”，首先是尽快撤除各类关卡和禁令，其次是完善健康码这类高效率的数字化管理方法。

刘晓忠：健康码互认、点对点复工其实都是不错的办法，我认为，还需要进一步为健康码互认提供技术支持，完善检测技术和检测便利性，提高健康码的互信程度，防止出现出发地检测没问题、输入地复阳的问题。

另外，还可以创造条件推进抗体检测，把抗体检测也纳入健康码中。如果抗体检测也可以纳入健康码，我相信各地接受湖北人的程度会更高，因为这样一来，各地将不再把湖北务工人员看成是潜在的病毒携带者的风险点，而会把湖北务工人员看作是防控防疫的盾牌。

学会接纳，对身边的武汉人表达善意而非恐惧

4。对于已经或者即将重返工作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如何针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及时进行干预？对于外地人的恐鄂心态，该如何进行引导？

胡邓：针对武汉解封、重启的环境新形势，对于即将上岗的武汉民众而言，要及时给予他们心理支持，这可以体现为赋予他们工作的意义感，将日常工作和抗疫的大背景相结合。有了意义感和价值感，工作就会变得举重若轻。而如果没有相应的心理能量的输入，对于即将参与的工作，可能会表现出一种恐惧感、不知所措。

一些民众的“恐鄂”心态，其实是人类基于自我保护作出的自然反应，虽然不礼貌，但其实也是一种不可回避的真实客观存在。对此，民众首先要做的就是内心要正视这种反应；在此之后，用科学的认知来转换这种反应。在接触到武汉人时，通过有限的、有距离的、不断地尝试交往，逐渐克服恐惧和焦虑情绪，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系统脱敏。

侯瑞鹤：面对重启、解封的武汉，我们一要接纳，二要区分，三要学会表达感谢。接纳是指，“恐鄂”是一种自然反映；区分是指，一是区分对新冠病毒的恐惧，而不是针对湖北同胞；二是区分接纳的是恐惧的情绪，而不是相应的行为。

此外，还应学会对身边的武汉人表达感谢、表达善意。我们作为一个共同体，湖北同胞所遭受的痛苦，本质上也是豁免了其他省份可能遭受的痛苦——湖北疫情暴发，其实给其他省份的疫情防护提供了时间。从这点上讲，我们需要感谢湖北同胞。有感谢心理作为支撑，全力帮扶也就能来得更走心。

□新京报评论访谈员：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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