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也是一个“自杀大国”。

上世纪后半期，战争废墟上诞生了“汉江奇迹”，韩国在短短几十年内跻身经济大国之列。但与经济一起名列世界前茅的，还有韩国的自杀率。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2年的卫生统计数据，韩国的自杀率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立陶宛。2013年，韩国每10万人中就有28.7人自杀。

韩国的自杀率变化。（图源：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经济奇迹的果实，并没有让韩国国民公平地享用。就像电影《寄生虫》里，底层家庭一家四口挤在下过暴雨就会一片狼藉的地下室里，而上层人家则在有庭院的大房子里过着精致的生活，底层家庭仅仅靠使用富人的“剩余物品”，就足以过得衣食无忧。这样的剧情看似荒唐，但背后道出的社会现实是赤裸裸的。在首尔的江南区，高档豪宅与贫民窟同时矗立，日益固化的社会阶层昭示着令人窒息的未来。

平民百姓家的孩子想要实现阶层跨越，升学几乎是唯一的指望，这也导致韩国的高考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竞争残酷程度不亚于中国。而当年轻人们走出校门后，竞争远未消失，职场是另一个让人窒息的地方——职场人士平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1个小时，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社畜”。

电影《寄生虫》里，底层家庭和上层家庭的居住空间有着天壤之别

阶层的固化、巨大的学业与就业压力，往往被认为是韩国自杀率高居不下的重要原因。在经济腾飞的背后，韩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韩国艺人的生存状况是这残酷现实的冰山一角。

12月3日，韩国27岁男艺人车仁河被发现在家中死亡。虽然死因还未公布，但据韩媒报道，车仁河生前患有抑郁症，曾有自杀前科，极有可能是因受抑郁症折磨而选择自杀身亡。

车仁河2017年通过电影《我心灵深处的你》出道，是Fantagio娱乐的演员组合SURPRISE U的成员。

韩国艺人非正常死亡名单上，又多了一个名字。自2005年，这个令人心痛的名单上的名字已经高达31个。张紫妍、朴容夏、金钟铉、崔真理（雪莉）、具荷拉等人，赫然在列。

在雪莉自杀41天后，好友具荷拉也离开了人世。

韩国艺人所承受的，除了韩国社会的普遍焦虑之外，还有他们所身处的娱乐业环境的压力。在流水线式的造星工厂中，艺人经历残酷的竞争才得以在娱乐圈“幸存”，而登上舞台的过程，就是一个去人格化、重塑人设的过程，纵使内心无限压抑，依然要在人前展露笑颜。

造星残酷物语：明星流水线，艺人即产品

韩国娱乐产业的兴盛有目共睹。1998年，韩国正式提出“文化立国”的方针，文化产业中最为人瞩目的就是娱乐产业，独具特色的“韩流”发展模式辐射到世界各国。在韩国经济低迷时期，娱乐业也是挽救颓势的重要力量。

但当你掀开光鲜的外衣，去看其内部的运作机制，你会发现，韩国娱乐业就像一个巨大的明星加工厂，艺人如同一个躺在流水线上的零件，接受着一道道标准化的工序，最终被打造成一个完美的商品，投放到市场中，供大众消费。

成为偶像的第一步，是选秀与培训。以培养了东方神起、Super Junior、少女时代的SM公司为例，在上世纪90年代，选秀和培训在SM公司还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环节，先通过选秀确定培养人选，再训练他们直至正式出道。但后来，随着越来越多渴望逐梦演艺圈的青少年涌入进来，选秀和培训也渐渐合并为一体，这意味着，并不是选秀选拔出的艺人才接受训练，而是自参加选秀的那一天起，梦想成为明星的大量青少年们，都要加入严酷的魔鬼训练中。他们没有与公司签约，也并不被承诺一定可以出道，在培训中，公司还会淘汰一些人。

最早掀起“韩流”热潮的韩国组合之一，H.O.T。

竞争有多激烈？据统计，截止到2016年，韩国练习生数量已经突破了100万，但签订合法协议的练习生数量仅有1440人。换句话说，700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能成功出道，而其中真正能成为明星的，更是屈指可数。

在培养偶像的过程中，低龄化是一个明显的特点。雪莉成为SM公司的练习生时年仅11岁，出道时也才15岁。对于公司来说，出道年龄越小，为公司赚钱的时间就越久，毕竟偶像的保鲜期并不长久，一旦青春逝去，就会很快被新涌现出的小鲜肉们取代。

SM公司十周年活动上的雪莉

另外，年龄越小，可塑性就越强，便于公司包装。但对于年龄小的艺人来说，这也意味着，在他们的青春期甚至童年，就已经卷入到残酷的竞争中，没有自己的自由空间。在公司的时间，可能比跟家长相处的时间还要久。因此，公司实际上成了他们除了父母之外的另一个“监护人”，家长式的权威渗透在经纪公司的日常中。韩国娱乐业研究者Mark Russell惊讶地发现：“如果你到经纪公司，每个年轻的练习生都会非常礼貌地向你鞠躬，公司墙上会挂着提醒他们该如何表现的标语。”

经过残酷的优胜劣汰，一些脱颖而出的年轻人可以正式出道了，这时他们要进入更为严格的训练。为了让他们面对任何场景都能应对自如，公司不光训练他们的表演，还要训练他们的举手投足，甚至精确到眼神、表情。哪怕是与队友的举手角度有一丁点的不一致，都会遭到痛骂。SM公司早年甚至要求艺人最好不要在公众场合去上卫生间。

演员王子文曾在韩国作为练习生训练，称“没有一分钟的休息时间”（图源：满池娱乐说 ）

当艺人走上舞台，为公司带来利润之后，他自己所获得的仅仅是一小部分。唱片收益要分成，如果是组合，每个成员又要平分。

公司往往还与艺人签订长达十多年的合约，这对于吃青春饭的偶像明星来说，无异于将自己的全部演艺生涯绑在一家公司。少女时代的的早期成员金贤京，在十几岁时接到了一纸为期13年的合约，合约期间，她被禁止接受其他娱乐公司的工作。金贤京的父母说：“我们不能让女儿签订奴隶条约。”

此外，公司为了避免艺人走红后跳槽，会规定高额的违约金和赔偿金，这样的规定被韩国娱乐圈普遍接受。像SM公司，违约金和赔偿金甚至高出通常规定的3-5倍之多。艺人如果想要解约，就要付出极高的代价。2009年，当时红遍亚洲的男性偶像团体“东方神起”，向公司提出解约，控诉种种不平等条件：卖出50万张专辑，每人仅能分成1千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6万元），可一旦提出解约，他们却要赔偿高达数千亿韩元的违约金。

东方神起

经过长达数年的拉锯战后，法院判决SM公司合约无效。但艺人的维权，并未真正动摇韩国娱乐圈乱象横生的根基。三位成员后来新成立的组合JYJ，多年来一直遭到各种形式的阻碍或封杀。在第25届“首尔歌谣大赏”的颁奖典礼上，人气奖得主JYJ成员金俊秀未能现身，原因就是主办方迫于SM公司的压力而未邀请其出席。

为什么娱乐公司可以如此理直气壮地压榨艺人？这与前文所述的标准化生产模式不无关联。整个行业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造星工业链，艺人只是待加工的一个螺丝钉，可以被批量生产。因此当一个艺人主动退出或被动淘汰以后，这个庞大的造星工厂可以随时按照模板，重新打造一个类似的产品。就像富士康的工人一样，可以随时被替代。

舞台：去个性化与重塑人设

雪莉死后，很多韩国艺人在社交媒体上讲述了身为艺人的压力。神话组合的金东万写道，许多明星都在“与自己作斗争”，“年轻的孩子们在无法好好吃饭，无法安心休息的状态下，依然被大人们要求必须向大众表现出明朗阳光的微笑。”

雪莉曾在节目中称：“内心是灰暗的，但在外面必须要假装阳光。”

女演员朴真熙在延世大学的硕士论文题目，就是“演员的压力、抑郁和自杀想法”，在她访谈的260多名演员中，有近四成（38.9%）患有抑郁症，其中有过自杀念头的，竟然高达40%。而导致演员抑郁的压力来源之一，就是“公众形象与真实的自己差距很大”。

艺人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光鲜亮丽，往往以对身体的“改造”为前提。韩国一位知名的整形医师估计，在韩国流行音乐界，接受过整容手术的年轻人多达90%。整容的费用，一般是由负责培养他的经纪公司支出，但如果一个年轻人最终没能成功出道的话，他甚至有可能要向经纪公司偿还这笔费用。

另外，艺人的公众形象，还仰赖于公司的塑造。表面上看，韩国提供了多样化的偶像，例如“暖男”宋仲基、“高冷”金秀贤，无论你喜欢哪一款，都能够找到相应的类型。但其实，艺人的人设与他原本的性格可能大相径庭。成为偶像的过程，就是一个去个性化，被重新分配“人设”的过程。韩流专栏作家Jeff Benjamin说，韩国偶像“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是理想、完美的人和表演者，甚至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也是如此。”

具荷拉生前遭到男友暴力，并被男方以不雅视频要挟。作为受害者的具荷拉却因此承受着丑闻缠身与源源不断的网络暴力。她在ins上发的最后一条状态是“晚安”。（图源：Newsis）

为了达到“完美”，艺人们要定期进行“镜头测试”，由专业人士评估，并有针对性地进行整容。举手投足要符合粉丝对偶像的标准模板设定，妆容要精致、服饰要新潮修身、在公众面前说话要滴水不漏。

雪莉早年也是以乖巧清纯的小公主形象示人，但当她肆无忌惮地撕破这层“乖乖女”的包装，走性感路线、和大她好几岁的前辈谈恋爱时，无论公司，还是观众，都仿佛遭到了莫大的冒犯。他们要的是那个表演着另一种人格的雪莉，而不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雪莉。我们可以合理推测，明星人设与真实内心之间的剧烈冲突，是让雪莉抑郁、绝望直至走向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把目光转向东亚另一个娱乐大国：日本，我们却会发现，同样是高度流程化的造星工业体系，日本艺人却较少有自杀惨剧发生。

如今，日本的偶像生产模式越来越多地往“养成系”的方向转变。粉丝目睹偶像在少年时代走上艺人之路，从平凡的“素人”一步步成长为“明星”，最终出道。在粉丝看来，“与偶像一起成长”本身就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鼓舞。甚至，一个偶像女团中人气最高的，未必是才艺最出众、长相最完美的那一个，而是资历相对平庸却一直默默坚持，最终逆袭到C位的黑马。这样的偶像让粉丝感觉更为亲切，并从她的经历中得到一种咸鱼翻身式的激励。

“握手会”是日本特色的一种偶像见面会，买了专辑就能领号排队，和偶像握手。通过这种方式，拉近了粉丝与艺人之间的距离。

因此，日本的偶像生产会更加看重偶像与粉丝的互动，强调“亲民”“接地气”的特质，偶像不被要求完美，公司对于偶像的个性也有更大的宽容度。虽然偶像也会有“清纯”“萌”“闷骚”等人设，但这种人设是把性格上原本就有的某些点，通过“人设加成”放大。

韩国的造星模式，最早是对日本的模仿与追逐。但在日后的发展中，却逐渐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日本的练习生体系，成为亚洲最大的偶像生产工厂，也成为最为残酷的娱乐圈角斗场。公司有一套严格的标准去衡量每个人，要求每一个舞步都必须精益求精。因此，我们所看到的韩团表演中，每个人的表情和眼神都有精确设计，动作整齐划一，如同军队。

在韩国选秀节目《Produce 48》中，曾有日本选手和韩国选手在综艺中同台竞技，日本选手们不够整齐甚至不时出错的舞步，遭到韩国选手全方位碾压。有日本艺人感慨说，自己出道七年，还不如韩国艺人练习一年。

韩国选秀综艺《Produce 48》

如今，中国娱乐业以韩国为模板，也在探索新的造星之路。2015年，一家练习生培训基地在广西南宁落户，练习生们分在A、B、C、D四个班进行训练，新人统一进入D班，具备明星潜力的练习生将逐步“升班”，直到进入A班后才具备出道资格。高淘汰率、高违约金、高练习强度……训练基地的工作人员坦言，他们的管理模式正是源于SM公司。近两年的选秀节目《创造101》《偶像练习生》等节目，更是几乎照搬了韩国选秀的流程。

但韩国式的完美偶像，在如今的娱乐市场中也面临着失去粉丝的危机。粉丝想要的已不仅仅是成型的“产品”，而是一种亲切的陪伴、生活的共鸣，甚至更深入地参与到偶像成长的过程中去。杨超越的走红，可以被视作观众追求偶像“真实感”的一个例证——她不完美，甚至漏洞百出，像是舞台上的一个bug。但她笨拙努力的样子，却让很多观众觉得，这不是一个触不可及的女神，而是一个可能出现在自己生活中的邻家女孩。

《创造101》中的杨超越爱哭，坦言“我害怕”，却赢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学者乔治·瑞泽尔提出，现代工业社会将会是一个“麦当劳化”的社会，越来越多的行业将被追求效率、流程化、标准化的逻辑所支配。偶像制造也不例外。但批量生产的偶像终究过眼云烟，难能出现载入历史的巨星人物。效仿韩国娱乐圈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应当警惕，当偶像生产越来越程式化之后，艺人的自我是否会受到更大的压抑？

毕竟，偶像的华丽外衣之下，是一个和你我一样活生生的“人”。

撰稿丨南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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