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飞腾：推动东北亚地区构建命运共同体需重视东北亚地缘区域环境

日韩两国曾提出构建东北亚共同体的不同构想，这些构想有两个根本特性，一是以欧盟一体化为参考系，从经济合作入手；二是立足美国权力的优势地位。然而，目前这两个特性都在进行深刻的转变。与全球其他次区域不同，自20世纪70年代末有一个东北亚的整体性概念和范围开始，东北亚地区在地理、政治和经济上就从来是不平衡的，地缘上拥有影响力的美国，在地理上却不是成员，地理上拥有很大范围的中俄两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影响力也很不同。随着东北亚地缘意义上的区域环境发生巨变，中国学术界应深入研究从地缘政治上分裂转向整合性的东北亚地区，彰显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地区意义。

以往有关东北亚合作的研究多以日本与韩国为主要分析对象，且日韩等国政府以及学术界、智库等围绕东亚共同体的讨论也很多。这类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假设美国主导的体系不动摇，包括美国主导的规则、制度以及权力基础等都继续发挥作用，东北亚共同体的建设是在国际体系稳定的情况下，作为次区域体系加以建构的对象，其比较和参照的对象是欧洲一体化。然而，这种立足于美国（欧洲）中心主义的分析忽视了东北亚权力格局的变化，没有注意到地区内部多个国家行为体间的复杂关系。近年来东亚和东北亚发生巨大变化，中国作为一种新型力量崛起，可能会形成不同于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

欧洲一体化的新解释与东北亚合作的权力难题

以欧洲为典范，也包括世界其他地区一体化建设的经验和理论总结，日韩的方案均倾向于认为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应当以这些更早建立的地区一体化建设作为指引。日韩构建东北亚共同体的方案均以建立经济共同体为第一步，然后逐步过渡到政治安全领域。这是一种典型的欧洲一体化模式，其背后的政治动力是美国为霸权的国际秩序。但最近一些年的研究对欧洲一体化模式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在推动欧洲统合的力量中，最初其实是现实主义起到决定性作用，然后才是经济自由主义发挥力量，后者一定程度上也建立在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上。而且，学者们达成的一个共识是，欧洲模式中稳步升级的有序发展难以被模拟用于东北亚的一体化进程中，因为后者多次受到核心区政治经济危机的影响，地区发展模式存在不确定性。相比欧洲合作受到政府间合作力量的推动，东亚（东北亚）则往往是民间（公司）力量的交往推动形成更加紧密的关系，因而尽管出现了事实上的东亚一体化，但主要是基于双边的政府间合作模式，而在多边意义上的政府间合作则显得不足。

日韩方案背后的逻辑实际上是指向以美国为中心的秩序，包括美国在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的主导地位，日韩学者源源不断提出这种方案的前提是美国霸权地位的稳定。我们又必须注意到，欧洲与美国的经济联系远远强于东北亚各国与美国的经济联系，并且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欧之间的经贸联系就已经是一种建立在产业内分工基础上的深度相互依赖关系。东北亚的蒙古、朝鲜和俄罗斯，与美国的经济联系极其微弱，如果以经济共同体为核心推动共同体建设，那么这个共同体也是局部意义上和产业间的。

随着中国崛起，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放弃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坚持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美国中心地位遭到严重削弱，甚至可以说不复存在。在这种发展前景下，以美国（欧洲）中心主义界定东北亚合作的模式已经行不通了。但日韩方案留下的遗产之一，即与权力中心的联系，仍将深刻影响这两个国家对东北亚共同体的构想。中国的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方案基于平等、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虽然弱化了权力因素的权重，但仍不可避免被认为有显著的中国崛起的色彩。由于中国快速崛起，东北亚地区的各国将充分考虑中国的方案，但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会从历史记忆中排斥单一国家主导的地区构建模式。

在新的地缘地区环境中定义整体性的东北亚地区

从相关文献来看，20世纪40年代以前，很少有现代意义上的东北亚概念。当时东南亚的地理范围比较确定，而东北亚的概念却没有被提及。远东的地理范围甚至包括了我们现在说的东北亚、东南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显然，远东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学意义上的概念，也不是“想象的共同体”，而是战争（权力）主导下的地缘政治概念。二战结束后，美国学者开始使用“东北亚”这个词，并且明确将其与东南亚相区分。不过，当时缺乏一个东北亚区域的整体性概念。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政府在认识这一区域时，仍沿用远东概念，并且试图在亚洲东侧构建包括日本、琉球群岛和菲律宾在内的“第一道防御线”，以抵抗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这种地缘认知反映了美苏主导的冷战格局，而现在我们所认为的“东北亚”在当时事实上被分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