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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材高大、身穿蓝色外套的黑人男子，忽然从书包里掏出一把手枪。他斜着身子，微微后仰，用力把子弹上膛，对准了写字桌另一侧的中国女子。

这里是非洲的乌干达，9月1日下午三点，两名非洲男子骑着电瓶车来到Nile Steel&Plastic Ltd，这是中国人徐再旺经营的一家彩钢瓦厂，他52岁的妻子杨烨素担任厂里的出纳。据厂里员工介绍，这天是发工资的日子，“我觉得那些歹徒知道她从银行取了钱”。

他们并没有马上抢劫，穿蓝外套的男子一直在打电话，杨烨素坐在他面前玩手机。过了七八分钟，他才把枪掏出来。杨烨素看起来并没有害怕，监控视频里，一开始，她左手拿着手机，右手还冲对方指指点点，说着什么。随后，她站起来，往男子方向挪了几步，两人发生肢体冲突。杨烨素死死拽住持枪男子的挎包，不撒手。

枪响了。杨烨素倒在地上。凶手和同伙骑着电瓶车逃离现场。杨被送到医院后，不治身故。

看起来这是一起简单的抢劫杀人案件，其背后却有着更为复杂的背景。当下，正是中国人闯荡非洲酝酿着诸多变化的时刻；案发之后当地高层的反应，也令熟悉非洲生态的中国人，看出了些许不同意味。

使馆的压力和警察总长的亲临

彩钢厂里，很快来了一批又一批的警察，荷枪实弹，很多人挎着冲锋枪。他们在厂子里拉起黄色警戒线。一间屋子里，十来个人或站或坐，围着一台电脑，盯着屏幕看。里面播的是工厂的监控画面。

有几位华人，是当地商会的成员，有人穿着警察的制服，还有一位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黑人男子，他是警察总长卡尔·卡依胡拉——乌干达警务系统权力最大的官员，类似中国的公安部长。

乌干达警方发言人、警察总长助理Asan Kasingye向本刊透露，案件发生后，警方逮捕了徐再旺工厂的一名安保人员和另一名工作人员，“我们高度怀疑是他（安保人员）帮助凶手进入工厂”。

Asan Kasingye说，案发之后，警方迅速抵达现场，进行调查取证工作，调取监控视频、收集指纹、调查子弹等证据。他们很快就确定了凶嫌信息，一名线人告诉警方，与开枪凶嫌一起的那名男子本来就是一名小偷。除了徐再旺工厂的两名员工外，实施抢劫并杀人的两名嫌疑人也很快落网。

卡尔·卡依胡拉在现场亲自参与调查工作。这样一位高级别官员抵达看似普通的抢劫杀人案现场，在当地并不寻常。“一个中国人死了，公安部长赶过来，已经非常非常重视”，连新锋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年逾四十的温岭商人连新锋是台州商会的秘书长。他个子不高，浓眉大眼，把头发理成年轻人热衷的中间长四周短的样式，看起来很精神。据他介绍，这次当地警方之所以如此重视，主要与中国大使馆的压力有关，“使馆第一时间就通知到警察局的高层”。

出国后，有困难找使馆，这是近两年很普遍的观念。今年最火的电影《战狼2》也颇为煽情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这自然是虚构的。“一般来说在非洲当地，机场容易被搜查，工作许可证也经常办不下来，拖延你，这些都是华人常见的了，”香港理工大学教授严海蓉说，“不是说喊中国名字，大家都会让路的。”

往前搁两年，阮文兵和他的台州企业家同乡也决不会相信这些情节。“以前使馆关注政治上面的任务，对我们私营企业关注不是很多，”阮文兵说。当地警方自然也不会作为，甚至还会找借口“敲你点钱”。

非洲很多国家腐败问题严重，和一些政府部门打交道，经常需要打点。连新锋有时候去别的国家，到边境，很简单，就是一排桌子，“不用带护照不用盖章，钱给多一点就直接过去”，犯罪分子想出境非常容易，也不会有出境记录。

最近这两年，情况有所变化。连新锋等人发现，现在他们出了问题，打电话告知使馆，使馆很快就会出面协调。“像乌干达华商出现民间纠纷，同使馆说，使馆会马上通知相关商会，通过内部调解，调解不成，使馆就出面处理。”连新锋说，情况确实在发生变化，“这一次（杨烨素遇害）事情也是，使馆第一时间就通知到警局高层”。

9月9日晚，本刊记者打通了徐再旺的电话，但他不愿多谈。“眼泪都流干了”，徐再旺说，他希望能将妻子的遗体运回温岭老家，这个事情也非常复杂，需要“中国外交部、中国大使馆、移民局、机场、航空公司的配合和援助”。

私人企业不像在非洲的国企资金充裕，可以雇很好的安保队伍，办公地点也会设在治安更好的商业区。“国企喜欢租一个办公楼，或者是在一个高档居民区租一套别墅，”阮文兵说，这些地方的治安和安保力量相对会更好。

徐再旺、阮文兵等人，更多是信自己和运气。徐再旺表哥孔先生曾在他的厂里干过四年，2014年回国。“走的时候，厂子里当地人多，中国人就是他们夫妻两个加上她侄子”，孔说，“她（杨烨素）这个人，财务也做，卖铁皮瓦也做。早上烧早饭，烧中饭，晚上（烧晚饭）全部都是她做。”

留不下的非洲，回不了的中国

2013年9月21日，肯尼亚内罗毕，当地一家大型商场爆发警匪枪战。惊慌失措的民众趴在地上躲避。 （@视觉中国图）

徐再旺的家乡温岭位于浙江省东南部，在中国地图上，像是一只小小的靴子，鞋底扎进海里。据当地官方数据，温岭是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县市之一。地少人多，加之这里距离台湾很近，1949年后，温岭也算前线，考虑到安全问题，政府投资很少，这迫使很多人不得不转向外部，寻找机会。

改革开放后，温岭逐渐成为鞋类生产基地之一，质量比福建等地差一些，但价格也更便宜。最开始把鞋子卖到非洲的，福建人更多一些，后来温岭人带着便宜的鞋子赶到，很快就挤占了这个市常

同徐再旺一样，阮文兵也是2006年来到乌干达的，当时他舅舅在当地做鞋子生意。那一年，中国和非洲诸国发生了一件大事，中非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峰会，非洲54个国家和地区，来了48个。中国与这些国家签署了论坛宣言和行动计划，誓言要变得更加友好，合作更加紧密。

阮文兵初到乌干达，当地中国商人并不多，但这个群体的数量逐渐增长，有时候大使馆召集中国企业家去开会，比如春节时召集华人参加晚宴，“一开始几百人，慢慢就能脸熟，大家聚会、吃饭。后来华人越来越多，使馆招待晚宴也不可能几千个人、一两万人都过来，最多也就两三百人。那时候感觉陌生面孔越来越多。”

一开始，当地人对中国人也很尊敬，“人家叫你master，是主人的意思”，阮文兵说，因为中国人比较少，“就跟中国刚改革开放时，我们对外国人也保持一种敬畏的心理一样”。

但随着中国人越来越多，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中国人有个特色，不管什么样的生意，只要有钱赚都会做”，阮文兵说，有实力的大老板或者国企，在当地投资很大的项目。没实力的小企业主，甚至普通人，就开一些店面做小生意，“本地人会觉得，这种零售小店，我自己可以做，你们为什么从中国那么远过来开一个小店，你把我饭碗抢走了，他们就很不爽。”

很多大的企业，也并没有给当地人带来太多工作机会。“以安哥拉为例，众多中国基建公司参与了安哥拉的战后重建。”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说，中国公司开始与安哥拉签订了70/30的用工协议，中国劳工占70%，安哥拉提供30%。但是很多人难以适应高效率、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加上当地常年战乱，技术人才流失严重，“不少安哥拉人只工作了1个月就被中国人取代，实际上全是中国人在工作”。

这些复杂情况，通过一些媒体的简单化传播，变成了中国人挤占非洲人机会的指控。当地民众对中国人的不满变得越来越激烈。一些国家的政客在竞选中，甚至会打出反华牌。2006年，赞比亚最大反对党爱国阵线（PF）的领袖迈克尔·萨塔，在大选期间明确地打出“反华票”，认为中国是“新的非洲殖民者”，他甚至对印度、黎巴嫩及中国籍商人发出警告——如果自己当权，则会把他们全部驱逐出境。虽然他只赢得29%的选票，最终失败，但在赞比亚一些政治学者看来，萨塔之所以如此强烈打出反华牌，其实是非洲国家日益增长的反华情绪的一种体现。

阮文兵在乌干达也感受到了一些当地人的敌意。2016年底，乌干达制造业协会跟政府呈请，认为很多外国人把小的商业机会抢走了，希望政府出台法律禁止他们经营这些零售业。按照协会的要求，阮文兵等人开的店面，虽然是以批发为主，但也要关掉。“我们批发行业做一个临街店面，相当于批发窗口，本地人以偏概全，要把中国人或者印度人全部限制死，不能开店，要去仓库区、工业区租仓库批发”，阮文兵说，他们不得不联合其他商会，通过大使馆与政府谈判，最终才阻止了这个政策出台。

中国人自身的竞争，也使得很多华商处境堪忧。阮文兵发现，2011年后，做鞋类、小商品贸易的企业，竞争越来越大，“这样的竞争到最后变成价格竞争”，生意越来越不好做。而且，非洲许多国家也开始希望发展自己本国的工业和制造业。

不少怀着淘金梦的中国人在非洲遇到了困难。温岭市贸易局提供的数据，可以为此提供参考——2013年，当地对非洲的出口额达到了7.23亿美元，但这之后，数字逐年下降，到2016年降到5.42亿美元。

“从整个非洲大陆看，人数似乎出现下降”，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沙伯力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原因除了利润下降，“更多的影响是在人们心理上，老一代的淘金者回国向年轻人抱怨非洲机会变少，很多人会更慎重考虑自己到底还要不要去。中国薪资日益升高也意味着驱使初级劳动者出国的收入刺激减少了”。

2007年3月31日，一辆运送中国商品的货车穿过安哥拉罗安达街头。这里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抵达非洲的第一站。十年过去，很多人不得不在回国还是继续留在非洲之间做抉择。 （@中国视觉图）

因为父辈的积累，年轻人有了更多选择。“我们温岭人在国外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就是考出去的，另外一种就是做生意。”温岭侨联主任吴良颢说。据媒体报道，徐再旺和杨烨素的孩子，就是到英国去了。

回国，也并不容易。连新锋说，出国十几年后，他们越来越感觉和国内脱节了，已经赶不上国内的生活节奏、市场眼光。“非洲，中国人去的越来越多，空间越来越少，竞争越来越厉害，真正是待不下的非洲。国内的发展步骤太快了，又感觉是回不去的中国。”

不过，在阮文兵看来，这对仍然想闯非洲的人来说，也是一个机会。“非洲比较落后，中国现在互联网发展非常迅速，可以把一些好的商业模式很快复制到非洲这种地方去。”阮文兵说，传统贸易在非洲空间越来越小，但新兴行业却有了更多机会。他在当地通过一款APP进行B2B（企业到企业的贸易模式）的手机贸易，已经成为当地最重要的一个手机批发商。

9月13日，徐再旺带着妻子杨烨素的遗体，终于赶回了温岭老家。之前，亲属已经看好了墓地。

此时，距他们出国闯非洲已经十多年过去了，村里发生了巨大变化。多年前，有着大学文凭的杨烨素从城里嫁到城南的小河头村。如今，市区扩张终于也波及此地，高架桥斜掠过村子边缘，不远处高楼在建——这座人口2500多的村庄正在经历整村拆迁改造。听闻记者要到小河头村，出租车司机反问道：“那里不都拆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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