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缓解，执政党同室操戈：泰国两巨头出现裂
自泰国新未来党2月因“违规放贷案”被宪法法院判决解散后，巴育政府一度陷入各方的攻击和批评中，要求其下台之声此起彼伏。然而，随着泰国新冠肺炎疫情在3月份日趋严重，原本热得烫手的政治议题急遽降温，民众人人自危，转而同仇敌忾，配合政府实施“全民抗疫”。
目前，在巴育政府的努力下，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每日新增病例数已连续低至个位。泰国在东盟各国感染人数的排名中，也从最初的高居榜首下降至第五位。 随着疫情的好转，沉寂一时的政党之争再次成为舆论焦点。不过，这次党争不是执政党与反对党之争，而是领衔组阁的执政联盟第一大党公民力量党内部争斗。
山头林立的公民力量党
2014年5月，泰国军方发动政变，推翻英拉政府，成立军政府，执政时间长达5年。为了巴育军人政权在2019年大选后能够合法延续，2018年公民力量党应运而生。在“巴育-巴威-阿努蓬”三位前陆军司令组合的强势影响下，包括原他信（泰国前总理）派系下的若干政治势力在内的众多政治团体纷纷投靠加盟，令公民力量党势力短时期内急遽扩张。该党在2019年3月大选中表现不俗，一跃成为仅次于他信派系为泰党的泰国第二大党，并成功领衔组阁，该党唯一总理候选人巴育得以连任总理，开启第二任期。
在此过程中，泰国政府“经济国师”颂奇副总理的团队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为了改善军人政党形象，他麾下的乌达玛、颂提拉、素威、高萨四员大将（泰国媒体称为“四王子派”）担任了公民力量党党魁、秘书长、副党魁等重要职务。乌达玛、颂提拉等四人均有名校学习经历，而且专业水准得到业界公认。
以乌达玛为例，他博士毕业于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金融管理专业，曾担任曼谷大学校长，后担任颂奇的顾问而步入政坛。因此，颂奇团队的加盟可谓撑起了公民力量党的门面，他们在竞选过程中深入选区、发表演讲、宣传政纲，避免了行伍出身的巴育、巴威、阿努蓬等人抛头露脸，淡化了公民力量党的军人色彩，为公民力量党最后的成功组阁立下汗马功劳。
其次，颂奇团队还出面与“三友派”等重要政治力量谈判，争取其加盟，以壮大公民力量党。“三友派”由颂萨·泰素挺、素利亚·振隆乐昂集、阿努查·那卡赛等三位知名政客组成。三人均曾加入他信派系泰爱泰党、人民力量党和为泰党，拥有深厚民意基础。2001年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席卷政坛时，颂奇与“三友派”骨干都为他信所倚重。2019年大选前，颂奇出马与“三友派”再续前缘，将其招入公民力量党麾下。
再次，颂奇团队几乎从巴育发动政变后便加入军政府，成为泰国经济事实上的“掌舵人”。巴育第一任期提出的众多经济提振计划，如“泰国4.0”、“东部经济走廊”等都出自颂奇之手。而这些也成为公民力量党赢得大选的重要政绩。
然而，随着巴育总理第二任期开启，“巴育-巴威-阿努蓬”军政府核心领导层为实现长期执政，进行了内部角色协调。原泰国军政府中最具权势的人物、原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巴威上将在新政府中仅担任副总理一职，不再担任国防部长，防长一职由总理巴育兼任。与此同时，巴威由幕后走向台前，出任公民力量党战略委员会主席，从军人正式转变为政治人士。
巴威凭借多年来积累的影响力和练就的政治手腕，很快便在公民力量党中成为事实上的掌门人。尽管自他上任后，一直对外宣称，“公民力量党内再无山头，不分彼此”，但是出于利益纠葛，公民力量党的十多个山头还是不可避免地分为了两大派系：一方以颂奇团队“四王子派”（党魁乌达玛、党秘书长颂提拉为代表）为首，另一方以巴威为首。
疫情当前，巴威为何同室操戈？
事实上，从2019年12月起，巴威便试图将担任公民力量党秘书长的颂提拉撤换为本派系的汕迪·蓬帕，但未成功。经过数月酝酿，4月24日起，巴威派系再度向颂奇派系发难，试图逼迫财政部长乌达玛和能源部长颂提拉主动辞去公民力量党党魁和秘书长一职。此事被媒体曝光后，乌达玛第一时间证实了事件真实性。
为何疫情当前，巴威派系却选择在此时在党内发难？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点考虑：
一是颂奇副总理领衔的政府经济团队在抗击疫情中表现不佳，逼其辞职时机较好。泰国遭受新冠肺炎危机后，经济民生备受打击，失业人口高达一千万，全年经济增长率恐低至6.8%。尽管巴育政府宣布启动《紧急状态法》，有效阻止了疫情恶化蔓延，大多数民众都对巴育持肯定态度，但是颂奇经济团队制订的一系列扶助民众的社会福利计划，由于种种原因褒贬不一。
比如，对于失业人群每人每月5000铢（约人民币1102元）的救助金计划。财政部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系统的筛选竟使很多符合救助条件者无法获得救助金；相反，一些出境非法务工者反而在网上晒出自己所得救助金。不少民众聚集于财政部大楼门前讨要说法。媒体报道后，财政部形象一落千丈。而且，4月中旬以来，泰国社会自杀人数呈上升趋势，致使巴育政府遭受反对派和社会异见人士抨击。凡此种种，以颂奇副总理、乌达玛财政部长为首的政府经济管理团队受到较大压力。巴威派系正是看准了这一时机出手，希望能“一招制敌”。
二是出于本党利益重新分配，着眼疫情后改组内阁。2019年公民力量党领衔组阁，组建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执政联盟，共有19个大小党派加入。由于当时执政联盟与反对党联盟势均力敌，为笼络人心，公民力量党不得不让出多个部长席位给一些重要的盟友。部分政治团体首领原本应担任部长，但“出于大局考虑”被迫“让位”。比如，东部地区议员首领素察·冲戈林，以其实力应任部长，但最终让步，未能入阁，仅担任公民力量党议员协会主席一职，聊作安慰。2020年2月，泰国议会反对党联盟对政府进行不信任辩论，揭发了政府动用军费向南部民众进行“信息战”等“黑幕”。如果不是疫情暴发，巴育政府应该在3月进行改组。据悉，巴威已向素察·冲戈林、汕迪·蓬帕等己方重要派系首领许诺部长职位，此次施压乌达玛和颂提拉辞去公民力量党党魁和秘书长职务，便是“腾笼换鸟”，为下一步进行内阁改组做好铺垫。
三是执政联盟优势明显，政权得到巩固。组阁初期，执政联盟对反对党联盟仅占极其微弱优势。但随着公民力量党和其他参政党派不断开疆拓土，以及新未来党遭解散后原新未来党执委被判禁止从政，执政联盟的优势急剧扩大。第一大反对党为泰党尽管人数众多，但其他反对派政党势单力薄。因此，巴威可能认为，即使颂奇派系被迫退出公民力量党，亦不会影响执政联盟执政大局。
巴育-巴威组合出现裂痕？
在泰国坊间对此事的热议中，大多数人认为巴威必已与巴育进行协商，达成一致，否则不至如此鲁莽行事。然而，吊诡的是，巴育非但没有支持巴威，反而公开制止。
5月5日，巴育在总理府接见了乌达玛和颂提拉二人。其后，乌达玛主动接受记者采访，透露巴育力挺他与颂提拉二人继续担任政党领导和内阁部长，并表示巴育宽慰他俩“无须担心”。
随后，巴育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现在不宜进行政治调整，一切以战胜疫情为首要任务。巴育公开与巴威唱起反调，让人不禁产生疑问：原本铁板一块的“巴育-巴威”组合，难道出现了裂痕？
笔者认为，之所以巴育做出如此表态，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巴育自启动《紧急状态法》以来，民意支持率呈攀升态势。5月4日，泰国国家数据办公室公布了此前就2020年民众对政府执政看法的调研结果。在主题为“人民对巴育总理的整体满意程度”调查中，41.7%的受调查者表示非常满意，45%的受调查者表示中等满意，另有9.5%的受调查者表示不尽满意，仅有1.3%的受调查者表示非常不满意，2.5%的受调查者表示一点都不满意。此外，调查结果显示，泰国中部和北部45%的民众对总理非常满意。巴育借助抗疫努力正在挽回之前民望降低的颓势，所以非常不希望政党内斗影响自身形象。
二是巴育自2014年担任总理以来，在经济上倚重颂奇团队。一旦颂奇团队被迫离开政府，暂时并无合适团队接替。巴威原本打算如果乌达玛辞职，则安排现任财政部助理部长汕迪·蓬帕接任财政部长，总理府发言人纳乐蒙博士、教授升任财政部助理部长。但是，从巴育本人的角度出发，颂奇团队无论是专业性还是配合度来说，都更胜一筹。当然，从巴育最近的政策来看，他也正在寻找替代方案。比如，他4月致信国内20多位商业巨子，希望他们为恢复泰国经济出谋划策。
三是巴育有可能正在试图展现出不听命于巴威的独立姿态。3月26日，巴育政府正式实施《紧急状态法》，并且出台20余项措施，成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管理中心”，巴育总理出任总指挥。根据该法律，巴育政府暂时停止各部部长的部分权力，进行紧急状态下的“集权管理”，由巴育与各部常务次长共同构成“临时内阁”。有泰国学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巴育此举可以视作“自我政变”，以合法手段剥夺了民主党、自豪泰党等参政政党的权力，避免负责公共卫生部的自豪泰党党魁阿努挺和负责商业部的民主党党魁朱林等竞争者在抗疫过程中有突出表现。同时，军人出身、政变上台的巴育更习惯在毫无掣肘的情况下进行决策。有记者问及疫情结束后内阁调整问题，巴育回答道：“这是总理一个人决定的事情。”显示其独掌大权，无须顾忌他人想法。
巴育和巴威究竟是否存在裂痕，作为局外人难窥究竟。不过，泰国政坛上曾经亲如兄弟的人，最终互为仇雠者也比比皆是。比如武里南教父奈温·奇初曾经视他信为大哥，最后和他信形同陌路；阿披实和素贴，在“红衫军”“黄衫军”时代曾是亲密无间的战友，相互揽肩吹哨子，但去年大选时素贴公开批评阿披实乃“无耻之徒”；他信和阿努蓬曾是同届的军事预备学校同学，关系密切，但最终后者参与谋划了推翻前者政权的军事政变。
这些事实无一不告诉我们，泰国政坛中的密友关系，大多只是利益驱使。一旦利益出现冲突，分道扬镳也属正常。
就目前情况分析，在巴育干预下，公民力量党内斗暂时翻不起大浪。但是，巴威派系和颂奇派系的斗争却不会平息。根据泰国选举委员会要求，各党派将会在未来两个月内召开年中代表大会，选举政党执委会。届时巴威极有可能会借此机会重新选举执委，力争由己方派系执掌政党领导权，进而为6月或者7月的内阁调整做好准备。
究竟形势将如何发展，我们拭目以待。